ZT 梁文道动物凶猛的青春

94崇基哲学系毕业的梁文道，素以奇行怪事闻名中大。即便如此，在牛棚书院里他开始叙说的那一刻，还是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大学的青春，如何令人发指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是90年入大学的，在学时并非积极的社会运动份子。那时我们比较接近港大所谓的逍遥派——但我们的逍遥并不是去舞会那种。我们是一班念哲学的人，自觉很与别不同。一方面看不起别系，给他们改花名（例如GPA＝猪标A）；又不满自己系内一些认真念书的乖同学，觉得他们可笑，有些教授明明不好还这样读法，不是做学问。一方面又觉得做学问很神圣，但做学问不是考试考得好、功课做得好这么简单的。我们倚赖的是与师姐师兄师弟师妹一起搞的读书会，像新马克思主义、诠释学、后现代主义、或者笛卡儿之类，觉得「咁样先系波」。我们又不喜欢搞学生会的人，常常嘲笑和玩弄他们（见后文）。（问：为什么不喜欢学生会的人？）因为觉得他们很无谓：我不否认学生会要关心社会，但问题是学生会和整体大学生的距离很远，作为代表大学的学生组织，却从未认真搞好过认受性的问题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觉得好像在大学里，做什么都不是。于是就几个焗埋一齐玩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学问，神圣得像《龙虎豹》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上Being and Time时，我们觉得那些书很神圣很宝贵，要包好。有些同学很严肃地用包书胶包，我和一些朋友则用《龙虎豹》的内页包《存在与时间》，持之上课，以示嘲弄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我们上课很求其，因为觉得那些课无聊，就玩花样，包括躲到课室最后一排去玩火机。后来发现这样太无聊了，还上什么课呢，不如不上。后来发展到，连其实挺好的课都不想去上了，唔知点解。但其实又很想上，于是一班人约好一起上。但班友又衰格，成日放飞机。最后演变成几乎完全不上课。后来有人说你不应该常常不上课，我说不是不想上，是不记得。他说写下不就可以了，我就把每
　　　　天的时间表写在白T恤上，「T 3-4 Lady Shaw」这样，不记得就查看件衫，大家看见又会提醒我，每日换一件T恤，真是很方便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试过去考试，如果觉得试题出得不好，就在答题卷上质疑试题，把试题修改，再回答，答又是答我自己的答案。当然不合格。大二曾差点因为成绩太差而被踢出去。当时我最讨厌一科崇基的「大学修学指导」，教人怎样读大学，每个一年级生都要上。郭少棠等就会教你什么是大学理念、怎样写论文等等。我很讨厌这科，重修了三年。第三年是张灿辉教，他对我说：「唔该你啦，你今年再唔合格
　　　　就毕唔到业o架喇，唔可以咁o架，你都第三年了，呢个系一年级既course，suppose你读完呢个course先知点样读大学o架。」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时我常泡图书馆，用荧光笔间图书馆的书。我一年级时还很天真，说这样不太好吧，但有个助教却说，这样才好，给别人指示重点。我想想也有道理。有段时间很多人偷书，我们觉得偷书很无良，我们就送书给图书馆。送的是《龙虎豹》，自己出钱钉装，硬皮，烫金，译成英文「Dragon Tiger Leopard」，放在哲学书堆里。还帮它做了图书咭，让它可以被查到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时我们很讨厌学校的大学书店，将它卖的一些渣书，放到没人找得到的角落；也藏一些好的，一年级时藏的书到三年级还能找到并买回。那时没有barcode，英文书的价钱都是用铅笔写在书后面，我们就用擦胶——当然是店里的擦胶——改个便宜的价钱，才去买，好多书都是这样买回来的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春风化雨念师恩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时校长、院长都对我们很好，尤其崇基院长沈宣仁。我记得崇基校庆时我们玩一些无聊幼稚的游戏，例如在水枪里放入一些会褪色的游墨水，见到沈宣仁便大叫：「喂院长，睇野呀！小心呀！」就射佢。他穿白衬衣。[1]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1]
　　　　崇基同学与院方之权力关系似乎常有拉锯。99年3月崇基毕业拍照日，校方与各系会约法三章，不可放炮仗，否则会扣起搞手们的学生证。但有工程系搞手就铤而走险，在近两百人面前大放七呎长炮仗，然后四散。事后，据闻校方扣起所有搞手的学生证，希望寻出凶手，但亦不果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夜晚也会潜入教授的房间，看有什么好东西。（问：有没有拿走？）我们不作兴拿东西，我们喜欢放东西，送东西。譬如喝了一半的牛奶瓶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冯景禧的电梯口都有一排排的水牌，标明教授的姓名和办公室房号。我们讨厌某些教授，会把他的水牌弄断，又或者干脆抽出来让它消失；等到换上了新水牌，再把旧水牌插回去，那样上面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水牌。总之要让大家知道呢条友有D古怪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2]
　　　　新亚人文馆九九年装修，新的水牌将「人文馆」写为「人民馆」，比梁文道所为更具颠覆性。钱唐牟诸位新儒家学者，因反对大陆赤化而徙居香港，致有新亚书院之创立。想其之于泉下，对「人文」变为「人民」，亦难免不能释然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赤坭坪很多人养狗，有些狗会在冯景禧楼下等自己的主人——我是那时认识卢思骋、施鹏翔他们，我们常拐带他们的狗上四楼。狗常和中文系、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坐电梯，他们一脸惊疑。我们给牠水喝，带牠逐层散步。牠自己跑到楼梯间拉屎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看见时说：「呀，拉屎呀？由它吧。」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上郭少棠的课时，我们像中学一样，最坏的学生都坐到最后一排，看见头几行有个英文系的女孩挺漂亮，便用纸仔扔她，大叫「喂靓女！阵间睇戏o岩唔o岩呀？」然后郭少棠就会站在我们后面，说：「好o勒下！呢几位哲学系既同学唔该你地出去o勒下！唔好入黎喇。」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有些教授是传媒明星，常接受传媒访问。我们又很不喜欢，于是扮传媒去访问他。有次玩电话访问打到一名教授家，指南丫岛发现了一条村，姓蓝的，还处于明朝的世界，不知有现代社会，女人还在扎脚，问他有什么意见。那是凌晨三点多。该教授怒道：「没什么意见！」就挂了线。我们把过程录了音，第二天在他课上播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时我们的生活习惯大概如此：以宿舍为核心，没宿舍的人就屈蛇。我住过神学楼和文林，其实两座宿舍都是以清静闻名的，宿生都乖乖读书，但我入住之后环境就很大变化了。我住文林的时候，当时和舍监（已故的心理学系梁展鹏教授）很唔妥，[4]就搞很多花样，例如在门口贴裸女海报，适逢开放日家长要来参观。舍监来叫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我们不肯，于是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海报撕掉，我们当然再贴。他敲门叫我把它撕掉，我说你不喜欢它什么呢，他说有伤风化，我就说咩系风化先。他辩不过我们，说「总之我唔锺意佢露三点」，结果我和同学拿枝箱头笔，在裸女身上画上胸围底裤（问：空心还是实心的？答：实心。），「咁样得唔得呀？」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3]
　　　　有关宿舍的宁静与否，大家可以遥想98年某夜：一班应林堂男生就抬了扩音器及咪到宿舍天台，狂嗌粗口十多分钟，直至有人投诉才逃走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4]
　　　　每年崇基的傅元国杯完结后，某崇基宿舍的舍监都会很豪爽地邀请宿生食宵夜，筵开五围——即使每台吃几百元，也是千多元找数。但有一年，一班波友出现，大叫鲍鱼仔、赖尿虾、炒牛柳之类贵价食物，单是一台人便吃了千多元。舍监找数时面都黑晒，一声不响。翌年这位舍监再请食宵夜时，就改为资助每台二百元，余数由食者自付。据说，这位舍监平日也不太得人心，有一次他房门的匙孔被人填满万能胶，被迫要破门才可入屋。舍监与宿生间之关系可谓耐人寻味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保安组也认得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常破坏公物。有一次庆祝我生日，烧野食，就去当时建造中的海洋生物中心地盘，托了一部铲泥车回来，到神学楼天台烧烤。有时走到海边，剪开人家的铁丝网，破坏人家的艇，又试过弄断一棵树。那时保安组常常抓我们，查我们的学生证，后来熟了，远远的就招呼：「喂哲学系的！」据说当时的系主任刘述先也觉得很尴尬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。那时我们的助教也是这样，都抽烟，冯景禧四楼整层一股烟味。石元康先生最疼我们了，我们常到他房去煲烟吹水。[5]那时日间就叼着口烟，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晚上就在走廊踢球，打破玻璃。还射飞标。放置一个装满啤酒的雪柜队啤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5]
　　　　现在石元康先生还会打开门抽烟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我们一班人都抽烟，会在大学所有不准抽烟的地方抽烟，例如canteen。（问：怎么可以不赶你们出去？）我们多人，又粗口烂舌，别人很惊。有人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抽烟，我们就啤住佢，照食，接着他就会很惊慌地走开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也试过晚上去荷花池游泳。有些同学比较好「呢味」，我们就去「捕」佢，见他差不多游回岸边时，我们一班人就向着他撒尿。后来也有人晚上改去中大泳池裸泳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6]
　　　　九九年夏，中大学生会有两名干事，开完会后因心烦气闷，亦跳下泳池畅泳。一人不理其女性朋友于岸上喝骂，只着内裤下水；另一人较为腼腆，不脱外衣裤。其后半裸泳者大呼「好正」，全副衣装者则几乎溺水。可见梁文道等人裸泳之高瞻远瞩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夜晚我们又很作兴到大埔道走，因为那里没什么人，就在路边扮睡觉。听说有人真的拿了被子枕头在大埔道的马路上睡觉，差点被车辗死。大埔道马路旁的山边有些铁梯，我们试过爬上去上面，有巴士驶过时便马上对着它撒尿，看能不能淋上巴士顶，有时风向对了，是可以的。（问：那时冷气巴士不多，坐上层开窗的人大概多得你们不少。）想起来真是很贱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是流氓我怕谁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有些人，根本就是从中学开始惯了欺负同学的，上来大学后继续虾虾霸霸。我们曾经思考过，中学不是有人在校门口「捕」人令人很害怕的吗，为什么大学就没有这文化呢，应否把它延续呢。试过有次，听说联合伯宿有个人很讨厌——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他——我们就去伯宿找他晦气。他可能闻风躲起来了，我们就逐间房拍门，要摷佢。最后还是找不到，就在伯宿的墙报板上钉了张纸：「xxx，小心D呀！系中大见到你，见镬打镬呀！」（问：那即是最后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暴力？）也试过真的打人，念研究院的时候。那人在小桥流水被我截住，浸佢个头落水，打佢。好暴力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在神学楼住的时候，房门口挂了一把刀。也有人在宿舍里打沙包练拳。有次一个师弟，他的咸书借了给人，但对方不还，他就来找我。那些咸书是我借给他的，唔还即系落我面o者！于是我用报纸将牛肉刀卷了，插在腰后，就去应林堂找那人。后来一见，原来是认识的，不过不知名字而已，当下一切没事，大家坐下玩乐。我师弟尾随而至，被我训斥：「借D书俾你都睇唔住，唔好同人讲跟我呀！食屎啦！」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又认识过黑社会。那人是我同房（亦读哲学）的一个朋友，常旁听哲学系的课，又认识很多沙田马鞍山的大佬。那时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就来问我们这些读哲学的，看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些人生问题。那时廉署说想聘请他，因为他熟悉小区关系；另一方面，马鞍山有个大佬话俾成条村佢睇。到底系去马鞍山睇条村好定系入ICAC好？（问：你们叫他去睇村吧？）那当然。他很打得，很多大佬都是他师弟。试过晚上在荷花池畔，我们会练爆樽，将canteen外的空樽整箱整箱拿去爆。弄伤要去clinic，去多两次之后，clinic中人也全认得我：「又是你！又是碎玻璃黐在伤口上。」（问：为何不能制止你们？）大学没有训导。顶多把我踢出校。我试过明明是左手弄伤了，跑去问刘创楚说他那科考试能不能延后，我骗他自己是左撇子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学生会克星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喜欢玩弄学生会的人。那时要在火车站旁那条走廊贴海报宣传活动，必须盖上学生会印。我们就趁晚上无人，开了学生会的门锁，用他们的资源。例如用学生会的笔，在一些海报上写一些无聊句子，（问：例如？）「万宝路，醇和好烟味」或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」之类，盖上会印就拿去火车站贴。[7]别人会想这是什么呢，为什么常常贴这些东西呢。学生会当然发现不妥，那时谭骏贤（92学生会会长）来问我「做咩呀」，我话「冇呀，做咩呀，问咁多做咩呀！」现在谭骏贤和我挺要好，但当时我想他很不喜欢我们。（问：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们做的了？）知道啦，还有谁呢，这么无聊。真是很无聊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7]
　　　　94年中大学生报有报导〈二百多同学被作弄，海报恶作剧惹公愤〉：校园中曾见有「性爱心理学讲座」的海报，嘉宾乃顾修全与锺淑慧。二百余同学受到吸引，前往出席，苦候良久，不见半个人影。不知这张海报与梁文道等人有否关系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后来我们终于想不如玩大佢，就召合志同道合的别系别院同学——那时经济系有些人也很坏，后来最坏的都去了当差，不知何解——93年组庄参选学生会。我们政纲的第一点是：若成功上庄，就全民投票解散学生会，我们已算好了每位同学可以分回多少会费，很笋的，赢梗啦。正经参选的那班人就很惊，想来找我们共商国是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小报，我们觉得自己是吟游诗人，也出了一份《吟游诗刊》，当然是晚上潜入学生会用他们的复印机大量复印的。譬如有一个「边塞诗专辑」，是歌颂中大保安组的，说他们「一出四条柱无故人」之类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鳄鱼泪（又名：小动物之爱）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当神楼楼主时，还让大家养小动物。例如我在街上捡只猫回来养，后来很多人都养猫。有人养鱼，一位哲学系同学连床也拆掉，整个房间都是鱼缸，他睡地上。据说隔一两个月，清晨三四点他会到花墟卖鱼苗。（问：此人名字？）林仕恒。有人养鸡。鸡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（问：大鸡还是小鸡？）小鸡养成大鸡。后来因为鸡太吵了，便放牠到小桥流水处，据说后来让工友捉回家去，吃了。（问：有没有不开心？）都有啊，于是便再养，说算了在下面养几只给大家吃吧。有人还曾收养过一只刚出生的小鹰，从巢上掉下来的。念研究院时我自己收养过幼鸽，大家一起在学校里，教牠飞。还真有人大叫「我示范给你看！」然后张开两手扮扑翅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神怪集团哲学系（或：集体的吊诡）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有队band。唱Led Zeppelin，也唱Eagles。崇基不是有校庆、歌唱比赛吗，别人都正经地唱，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唱优客李林，后面的人就走来走去、踢波、拖地，还戴着金色假发。在Chapel，别人唱混音圣诗，我们就唱国际歌，有成队band，有结他。后面有个大十字架，我们唱到「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」，就脱下上衣抛向十字架（但不够力丢不上去），露出肥肉，拔出皮鞭（皮带？）大力挥舞。（问：怎样可以及时脱掉上衣？）差不多时间大家就已开始准备。当时连沈宣仁都话「好o野」也有一年全哲学系正正经经唱歌，唱的是绿宝橙汁的广告歌（「绿宝橙汁解渴顺喉／绿宝橙汁清新感受」），全曲不足15秒，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首参赛歌曲，别人还未听清楚我们已经下台了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时我们哲学系学生都有很多奇怪志愿，因为念哲学都不知将来可以做什么。我自己就曾在大埔酒吧认识一位大佬，他力邀我去帮他睇住盘数。听说有一位师兄，他副修法文，有一天突然不读了，留下一封信给教授，说他要到非洲某个讲法文的地区，替当地土著和讲法文的人翻译。但是，他既不懂法文，又不懂当地土著的话……不过，据说过几年他真的去了。又有一位师兄，很想做牛仔（cowboy），毕业之后写了很多求职信到美国的牧场，现在不知怎样了。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当年的同学，问佢呢排捞紧乜，他拿了一迭相片出来给我看：「正野呀！」我一看，是那些庙街卖的假金捞、假伯爵表，哗呢D真系罪犯黎既。还有一个数学系的朋友，常来旁听哲学系的课，他现在牛棚附近做保安员。他最喜欢维根斯坦，在网上开了个维根斯坦讨论组。（问：哲学系94年毕业的一位女学生，好像是全港第一位赛马女记者？）我知，那是师姐O仔嘛，好friend架，一年级时她常带我们出去饮酒。她在大学时已赌得很劲。崇基近嘛，也有同学早上去看晨操。有个同学，书架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本本的剪贴簿、笔记本，全是他的心得和剪报。后来他住到青衣，在青衣教中学，听说他三年没有离开过青衣岛，每天只去马会和学校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赌马有很多派别，晨操派、往绩派、血统论、内幕消息派，我们系里什么派别的都有。有些同学喜欢看西报（英文报纸），因为西报科学，讲血统和往绩。但我这种间中玩o下的，就喜欢玩内幕消息，比较有趣。马经里有「舞小姐手记」，声称是一个夜总会的大班写的，内容完全不提赛马，只写「woo今晚保罗少又来了，唉呀买起了翠妹同小河几粒钟了」，那你就知是叫你买翠河，某场某金额。（问：准否？）一时时啦，准起来很离奇。喜欢赌马的人赌到发癫，发梦都会梦到，好像报梦一样。一次有个同学说有仙人向他报梦，某只马头场就要落重锤，独赢。但仙人所说的那只马是不存在的，香港根本没有这只马。但一个月后，那只马真的来了香港，名字一模一样，你话坚唔坚先？买唔买先？梗系老x都买啦！就中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有同学喜欢晚上坐小巴到旺角雀馆打麻将赚钱。我们个个都想赚钱，有很多外快。有位哲学系师姐的姐夫做家俬厂，便找我们一班师兄弟去做咕喱搬家俬。当时有个师兄在德国读博士，他说有个德国朋友经过香港，想打打工赚钱，叫我地俾条路佢行。我们便带这位也是读哲学的德国朋友去做咕喱。你想象一下，街边一班人赤着上身，露出肥膏，叼着口烟，搬家俬上酒楼，但讲英文。而且那时很开心，因为可以讲粗口；最喜欢发穷恶，例如有阿婶阻着楼梯，就喝道「X你行X开D啦阿婶，撞X死你呀！」搬运非常好赚，做得晚了还有老板请吃宵夜。又有体力劳动，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有个同学，他在canteen只吃菜不吃饭，我们路过，问他何解，他说他很怀疑那些饭的存在。我心想你又不怀疑那些菜的存在？但也没有和他争辩。有个朋友是一名诗人，又很大只。他常常站在新亚山头，望着吐露港，一站7小时。路过问他在干什么，他说在构思一首新作。（问：那为何要练大只？）我们也问过，他说：「我的诗也在我的肌肉里面。」其实滚下新亚斜坡并非我首创，而是听说以前有位师兄做过，觉得好玩，便试试。那时用两条棉被裹着自己，绑好，我宿友在旁支持，见我大叫「喂就黎撞埋去勒！」就冲上来踢过去。没滚几步已经晕得要命，太辛苦了，不会再做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讨厌集体，校庆时大家为自己所属的团体高叫各种口号，什么「应林大哂」、「何宿大哂」，我们总是叫「十三苑大哂」。十三苑是教职员宿舍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们重视「传承」，为什么之后会有这么多师弟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些事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热心参加细O'camp，向他们灌输我们的传统和精神，然后就会带他们出去搞。我自己一年级的大O'camp反而没有去，因为那时我寄住在赤坭坪，认识很多人。后来则是夜晚回赤记，日间去玩O'camp，今天玩崇基，明天玩新亚。别人问：「咦昨天你怎么没来？」我说「系啰！我今日先黎join呀！哎呀，点呀？」去遍四书院O'camp，看看有什么靓女，到处问人拿电话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[8]
　　　　每年的大O'Camp，崇基的迎新营搞手都会在火车站出口摆起多个摊位，公然大玩新生。当新生步出火车站，就会有搞手问你是否崇基人，答「是」者将获贴一张贴纸。走过马路旁两则的摊位时，身上有贴纸的新生便会被人带去排队验尿和申请图书证。他们大都怕执输，所以眼见人龙很长，也会照样排队。据亲身经历者称，有一傻仔验尿后从屏风走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杯极品，大家都弹开。又有搞手会叫你做一张问卷，问你几多岁？拍了拖未？有没有性伴侣？多少个？一周做多少次？是否时常手淫？另外，有搞手会扮成死飞仔，专门截停较文静的新生，仲话入大学一定要有人照，所以要交360元入会费，迫你跟大佬，驳咀者就3600元。当然，飞仔收了的钱会在迎新营完结前发还给新生。而大会亦会鼓励新生们，说「大学生要学习独立面对问题」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因为不上课，我们睡到两三点才起来，去CC canteen吃我们的早餐。我们不喜欢坐对着荷花池那边，喜欢坐到山边，好抽烟。那时崇基还有啤酒卖。我们每人手持一枝青岛、生力，与清洁组、渠务组的阿叔们混得极熟，大家一起饮酒刨马经，分析赛果。黄昏时我们会各自修行，我多半是去图书馆。晚上再吃点东西，大家就去吹水、打牌、操啤、睇咸书、在宿舍煲烟（问：怎样可以在宿舍煲烟而不被警告？）。我三年级时回到神学楼住，很受欢迎，被选为楼主。我便宣布，大家可以抽烟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晚上的主要活动是到大埔食宵夜，饮酒。到凌晨三四点左右，便一起从大埔回中大，步行。边走边唱，什么都唱。有时一起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哼出来，每人扮不同乐器，有时唱张学友。难得六、七点回到学校，便吃过早餐上早堂。教授都会很惊，成个学期都未见过我o地，点解会上早堂呢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我很喜欢看漫画，像《古惑仔》，现在还在追。床底下是一箱箱的漫画书，还会常常拿出来回味。到毕业的时候，看着几万本漫画，拿不走了，唯有送给后人吧，我们万几本的青春啊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问：毕业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「以后都不能过这种生活了」，以致很伤感的感觉？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答：我不知别人怎么样，我自己就不怎么伤感，因为当时在外面已经有很多搞作，觉得一定可以有类似或更好玩的事。